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在我们的生活中，文化与经济交融的现象越发普遍，甚至很难找出一件事物与文化无关，文化经济的产生和繁荣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的新时代。文化经济的发展对增强我国经济实力、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发展转型以及获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构建文化经济学体系，通过文化经济的发展，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的理论往往来自于对现象的归纳总结。也正是丰富的文化经济现象，促使人们展开文化经济的研究。文化与经济相互融合的现象，正是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分析文化经济现象时，我们无可避免地要提起“文化”，这个人类社会最基础、最复杂、也最普遍的概念。人类学将文化定义为“人类社会的总和”，是一个丰富的概念，它包含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知识、规则、制度、价值体系、意识形态，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追溯“文化”二字在中国的起源，我们可以发现祖先对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文为“道”，化为“变”，表现了天地万物相互影响、时时变化的规律。

文化是源远流长的。甚至在文字尚未产生的年代，人类已经开始用器物和符号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化与经济是相互脱离的。以编钟文化为例，作为礼制的一部分，面向的只是国君、卿大夫等极少数群体。在这一阶段文化和经济不存在相互渗透转化的可能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文化经济已经深度融入我们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文化与经济开始快速相互融合的现象出现在20世纪之后。这主要是因为文化与经济融合的两大瓶颈被成功突破。

一是大众文化的消费需求日益旺盛：在工人阶级的持续斗争下，劳动者的工资普遍获得提高，“八小时工作制”也逐步确立，大众对文化消费既有了支付能力也有了消费的时间。

二是技术提升，实现了文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复制和传播。二十世纪后，唱片、电影、电台、电视等新传播技术不断出现，文化产品得以大批量、低成本地实现生产、复制和传播。

现在，随着互联网、移动设备、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出现，文化与经济的融合程度加深。文化产业的范围不断扩张，体量不断扩大，文化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独立部门，甚至对经济发展整体具有了显著影响。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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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化经济？

为了给出文化经济的清晰定义，我们需要对文化经济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尽管文化经济现象非常丰富，但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类型：一是文化的经济化，即文化逐渐具有经济特征，甚至成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式。另一个是经济的文化化，即大量商品逐渐具有了文化的特征，甚至文化属性成为商品的主要属性。

随着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这两个趋势同时相向发生，文化与经济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彼此间出现渗透融合，且渗透融合的范围与深度不断扩展，既无必要也难以再作准确区分。

据此，我们将同时具有文化与经济两个属性的事物及发展形态称为文化经济。这一定义有两大优点：一是有准确的范畴和指向，同时又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体系，将随着未来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而动态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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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文化经济新形态？

在今时今日，我们关注文化经济现象，建设文化经济学学科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发展。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在中国经济发展、国家全面复兴的新时代，文化经济将成为推动国家发展与文化复兴的重要内容，是文化经济学最核心的研究意义和研究问题。

文化经济将推动国家发展与文化复兴的机理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文化经济将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文化经济发展也是中国获取文化话语权，实现文化复兴的基本途径。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与传统发展方式相比，已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在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经济时代的转变中，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已经从制造商品转化为提供多元化的服务，生产要素利用的方式也从自然资源的消耗转变为对文化、经济、科技的投入。在这样的转变下，文化经济对经济发展全局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化经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依托文化产业来体现。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支柱产业。

美国是目前文化产业最发达的国家，其文化产业规模已经远超汽车制造、金融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大经济部门，美国文化产业增速超过GDP增速2.7个百分点，对美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在英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7%，是其第二大经济部门，也是容纳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文化产业从业者占到总就业人口的1/12。在加拿大、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文化产业无一例外都已成为国家重要的支柱产业，是经济发展中最具潜力的增长点。

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产业也正在快速发展之中。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产业覆盖的范围和规模都在快速增长。文化创意、“互联网+”、动漫产业等新兴业态从无到有，发展迅猛。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为例，2017年营业收入为7990亿元，增速高达34.6%。根据WINDS的统计数据，2004-2016年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从3440亿元增长到30785亿元（名义值），年均增长率超过20%，文化经济也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对比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国民经济地位，我国文化产业还有很大的增长和发展空间。

文化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新时代的快速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首先，从支撑我国中长期发展的几个要素来看，劳动力增长趋势放缓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以资本大量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长期持续，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将更加依赖文化与其他经济要素的融合。第二，文化产品与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达到1269元，农村居民达到252元，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我国国民的文化消费还将出现爆发式增长。第三，我国拥有丰裕的文化资源。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又有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现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资源的深度发掘和有效利用将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助力。同时，我国文化经济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反映出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些都将推动我国文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文化经济发展对国家发展和文化复兴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文化话语权的获取上。中国正在经历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在国际交往中扮演者日益重要的角色。在现代社会，文化经济作为载体已经成为一国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通过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自然而然地实现文化传播的效果。一个国家的文化经济越发达，文化传播力就越强，从而建立起文化的话语权，甚至拥有文化的主导力和支配力。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已获得超常规发展，但在获取国际文化话语权、实现文化复兴方面仍有所不足。如何通过文化经济的发展，在国际局势快速变化的今天，讲好中国故事，将中国文化向全世界传播，是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促进民族、国家之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达成合作重要的文化软实力，也是发展文化经济的必要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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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学研究内容是什么？

理论的创新往往来自于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归纳，并对出现的新现象进行解释。而应用研究的深入必须依赖于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拨开云雾，看清现实问题的本质。

西方对文化经济研究的起点有两个理解，一是以上世纪60年代鲍莫尔“成本病”问题的提出作为起点，另一种是以上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性分析作为起点。我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性研究从时间顺序、出现背景和理性思考深度上，更能代表文化经济研究的起点。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世纪20-40年代大众文化兴起之时，就深刻洞见了文化和经济融合背后的社会关系及其演变，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文化经济现象背后的资本逻辑和对人的异化。

但伯明翰学派从对文化消费的研究中发现了人们对文化内容选择性吸收的现象，通过对人们文化消费的自主性研究，伯明翰学派从文化产业推动国家发展的角度所提出的“文化治理”、“新企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思想，影响了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的制定。

随着文化经济发展的意义被广泛认可，西方文化经济研究进入了应用研究的阶段。以实用逻辑为主导的文化经济应用研究更多地探讨文化经济现象的本身。西方学者从现象中发现了文化产品和服务不同于制造品和传统服务的特征。一是文化产品和服务在研发生产初期需要大量投资，但产品和服务的未来需求却是不确定的，这给生产者和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二是文化产品与服务具有一定的外部性，是一类特殊的公共物品。三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存在“成本病”现象，导致其劳动力成本持续增加。

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上述特征也导致其在定价机制、生产组织、产业发展、投融资等方面存在不同之处，围绕这些不同之处，西方学者展开了文化经济应用的深入研究。

以上我们探讨的文化经济属于狭义的文化经济研究，即围绕文化与经济相互融合的现象展开的研究。而广义的文化经济研究出现的更早范围也更广，贯穿经济学发展的历程。广义的文化经济研究是将文化和经济作为两个独立的主体，探讨研究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在前文中，我们将文化经济定义为“同时具有文化与经济两个属性的事物及发展形态”，毫无疑问，广义的文化经济研究也属于这一范畴。

早在十八世纪，亚当·斯密就提出经济文化对市场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如遵守契约、履行承诺、信任并尊重交易伙伴等。马克斯•韦伯提出“新教徒的生活伦理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制度经济学更是一直在探索文化与制度相互影响的演化过程。理性选择和行为经济学注重探索文化与经济在更加微观层面，如个人、家庭的相互影响，如阿克洛夫的《身份认同经济学》就这一领域研究的代表。从更宏观的角度，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本质也是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作用，通过文化价值理念的转变推动发展模式的转型。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文化和经济逐步交融的现象也开始出现。早在1985年，《人民日报》上就出现了“文化产业”的概念，2000年“文化产业”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之中。这一阶段中国学者对文化经济的探索，最初是为了给新生的文化产业“正名”。90年代至2000年初，中国学者从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出发，提出文化生产力概念，在理论层面论证文化发展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随后，我国学者也对文化市场、文化产品与服务生产、文化价值的传播、文化投融资、文化企业改革、文化产业政策、知识经济与创新经济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同时，对文化经济的各个细分领域，也有许多学者分门别类进行了深入研究。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化经济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但研究中也存在相当不足，最主要的就是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存在割裂，每一个研究维度内部的各领域也存在脱节。要构建独立、完整的文化经济学学科，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研究体系。

文化经济学既要坚持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深入探讨文化经济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也要结合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如产业组织理论、契约理论，研究文化经济的运行规律；还要结合社会学、文艺理论，研究文化和经济的交互作用。

在文化经济的“分工-交换”视角下，文化经济主要有六大要素构成。通过文化生产，文化产品与服务首先变为文化商品，是文化经济的载体；文化商品背后的社会关系构成文化资本，为文化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文化企业是文化资本的生产组织；文化资本的运动形成文化产业；文化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表现为文化政策；经济文化则在调节物质生产领域分工体系的演进。因此，文化商品、文化机构、文化市场、文化产业、文化资本、文化政策、经济文化构成文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基于文化经济研究的整体框架，未来进一步分析文化经济学问题，探索内在规律，还应在微观层面，运用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相关理论及方法，对文化与经济的互动机制展开深入分析，探索文化商品定价、文化塑造与个人选择的相互影响。在中观层面，结合产业组织理论、契约理论，探索文化资本积累的特殊性，建立文化企业发展理论，研究“互联网+文化”的产业新形态。在宏观层面，探讨政府角色与文化经济政策制定，通过支持文化经济健康成长，带动宏观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培育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经济文化。同时，还要通过发展分工与交换交互促进的分析框架，实现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维度的贯通。